村庄、农民、农民工[@裸嘢李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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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图文源自网络
01
《包围城市：中国农民向城市的远征》
张新民
1988年，我进深圳，樟木头的火车一点都不挤，几乎都没什么人。
大范围的民工潮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开始的。我运气好，提前赶到了。
到1993年，民工潮不再是珠三角的一个局部现象，而是一个全国性的潮流。
我有意识地走了很多地方，春节还跟着他们回家过年。
这之前，我所了解的农村，还是1970年代下乡插队时的农村。20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回去过。
拍棚户区的时候，我直接问过他们，你们十多二十个人住这样窄的棚子，密密麻麻，干吗要来过这样的日子？
他们说，家里挣不到现钱，种田只能填肚子，但孩子上学、房子翻修、看病都是需要现钱的，以前不让出来找钱，现在可以了，为什么不出来？
到2000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城市户口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早期城市的管理者是把这些人看作是流民在防范的，出门就要带很多证件，否则就会被劳教遣返；其次，你会发现，城市开始向农村下手了，它开始急剧地扩张。
农民仍然在进城，但人数明显少了，而且性质也发生了变化。
第一代农民工，他们进城是想挣钱养农村那个家，每年春节都要回去，像候鸟一样。
第二代进来，就不想回去了，或者说回不去了，他们进城就是为了进城。
深圳的外资企业产品多远销北美，订单多且紧，很多工厂规定工人每天都要加班，星期日也不能休息，长时间连续超时加班让不少女工频繁病倒。
1990年，深圳，流水线上的女工趁工作间隙揉眼休息。
1991年，一间20多平米的女工宿舍住了近8个人。两年前，外来务工者开始持续涌入深圳。
当年，电视剧《外来妹》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轰动全国，该剧主要描述六个从穷山沟到广东打工的女性的命运，"外来妹‘’一词传遍中国，开始为人们广泛关注。
发廊妹和老板。广东惠阳，1991年。
深圳股潮，排了两天两夜队仍被挤出新股认购队伍的青年，1992年。
抢购回乡火车票，深圳，1992年。
两个人挤在消防石桩上歇息，到城市里谋生不易，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更不易。深圳，1993年。
在工厂里，管理者和技术工人一般是男性，而女工多在生产线上，外来妹们的职业上升空间有限，长相好一点的姑娘则有机会进入重要场合做礼仪小姐，这对她们而言已是某种程度的"晋升"。
图为1993年，深圳一场签字仪式上的礼仪小姐。
码头上帮人背货的农民。湖北宜昌，1994年。
成都，1994年。
城边的夫妻鞋垫铺。四川德阳，1995年。
中秋节，不能回家团聚，几个同乡在草地上围成一圈，点上蜡烛，寄托思乡之情。深圳，1995年。
17岁的张桂珍通过了招工考试，即将远行350公里去深圳打工，母亲张莲凤和女儿惜别。广东平远，1996年。
广州火车站，排队买票的民工，1996年。
酒吧女应侍。深圳，1996年。
满怀希望挤上巴士的农村青年。湖南，1996年。
农民工通常聚居在临时性的出租屋、工棚，甚至尚未完工的建筑物里，大楼竣工之时，就是这些建设者搬家之日。深圳，1996年。
凭一身力气、一根棒棒、一束麻绳为人做临时搬运工作的农民，1996年在重庆超过10万人，被称为"棒棒军"。重庆，1996年
32岁的丁东平来自潼南农村，来重庆做"棒棒"已经4年了。重庆，1996年。
由于当时深圳吸纳了大量电子、服装、玩具、五金等劳动密集型加工行业，心细手巧、听话吃苦、便于管理的农村女孩广受欢迎。
图为1996年，深圳一家劳动力市场外边，一名打工妹临时拍摄证件照。
招工。广东省平远县，1996年。
参加工厂大会的女工。深圳，1997年。
江西省崇仁县，1997年。
10张木床叠起摞起密密箍箍围成一圈，每个铺位住两人，帘子一拉，每个铺位就是一个小家。
这间棚屋住了5对夫妻、4对老乡、1对姐妹，来自四川省西充县农村的赵云波夫妇住上铺。
赵云波夫妇所在的棚屋区有93间这样的棚屋，每间棚屋都住20人左右。
深圳，1997年。
农民工的梦想，深圳，1997年。
洗墙工钟家财的手和脚。深圳，1997年。
洗墙工钟家财。深圳，1997年。
02
《农民工》
唐浩武
时间回闪至上世纪最后的十年，无锡和国内许多城市一样，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使无锡开始加快了城市化改造和产业转型的步伐。
无锡城在持续的拆迁改造中变新、变高、变大，原来的农村变成了工厂，原来的小河变成了道路，原来的农田变成了房地产。
与此同时也迎来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工进城浪潮，更多的农民主动或被动地进城去干那些城里人不愿意干的活。
在我最初的印象中，农民工留给我的仅是一个灰头土脸模糊不清的背影，他们仿佛是来自地球以外与己无关的另一种族群。
除了在生活服务领域里有时会需要依靠他们的肌肉力来支撑外，我和他们的生活就象两列并行车道上的列车，并无更多的交集。
当时的许多人对农民工混杂着复杂的情绪，在生活中既离不开农民工，但对他们往往又充满不屑，偏见和歧视就象磷火一样，在城市许多看不见的地方燃烧着。
有人简单地给农民工贴上贫困、落后、愚昧、肮脏、小偷小摸的标签，一度的流行语也暗藏对农民工的另眼相看，比如"盲流"、"三无人员"、"超生游击队"等等。
还有人因为就业机会被农民工取代或因丢失一辆自行车而迁怒于他们。
更为严重的是，在城市人主导的游戏规则里也往往采取选择性忽略，许多不公平就始终缠绕在农民工的身上。
象跳楼讨薪、搜身打人、无钱看病等人间悲剧的主角似乎大多由农民工出演。
1990年代未，我经历的二次房屋装修使我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一些外地农民工，使我对他们的认识也有了更为真实的感受。
象一个做木匠活的农民工的手被刀严重拉伤，他不愿意花钱上医院，只能悄然选择了回苏北老家；还有一位民工当着我的面打电话和"老乡"谈情说爱，演绎异乡男女的古老话题。
这些都引发了我对这一群体的好奇，同时也预感到农民工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有着的无法言喻的现实和超现实意义。
就像2010年春节前夕，我打算在网上购买礼物，却被告知快递员返乡过年了；想预订川味馆的席位却被告知服务员回乡过年了；而在另一餐馆点菜时又被告知许多菜没有原料，因为跑运输的农民工放假了，等等。
今天的城市生活对农民工的依赖程度已经超出了所有语言的表达能力。
从更深远的方面来看，"民工"，这两个原本身份尴尬、矛盾纠结的汉字，今天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人生存方式和社会进化的无所不在的庞大存在。
他们的出现既给中国经济插上了亿万只翅膀，帮助中国经济一飞冲天，同时又成就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推动了世界经济的扁平化进程。
然而，作为徘徊在中国城市社会主流之外的生产力资源，农民工仍然是经济体中最为能动和最不稳定的经济要素。
他们的出现给原本由户籍制度维系下的城乡社会带来了许多新的机遇与问题。
比如，民工与居民的同工同酬问题、民工享受城市社保与公共服务的问题、农村空壳化问题、农民工二代的教育、就业和心理归属等等问题。
由于多年城乡隔离造成的贫富程度、受教育程度、生活习惯等等的差异，使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必然会经历一个过程，由不适甚至冲突到磨合、适应。
刚刚进城的民工，人们一眼就能从他的服饰打扮上分辨出他的民工身份。
2002年，无锡。
他来自云南，坚称自己已经有18岁了，但在我看来他只有16岁。
他的左手食指在工伤中截了一节，没有人对他进行补偿，他自己似乎对这事也很豁然。
2003年，无锡。
由于工棚紧张，这群做防水工程的民工就两人合睡一张床。2003年，无锡。
2003年，无锡。
2003年，无锡。
2003年的夏季是无锡50年不遇的酷暑，民工们的铁皮工棚经过一天的爆烤之后，成了一座座大烤箱。
入夜，民工们就在工地附近的一座大桥上露宿。
但大桥在晚上也是一个巨大的发热体，用"热锅上的蚂蚁"来形容当时的景象，貌似很贴切。
2003年，无锡。
一座烂尾楼民工们占居已经六七年了，其中的人员也是换了一批又一批。
在烂尾楼的墙面上，他们留下了许多即兴的涂鸦文字，虽然这些涂鸦我们已经无法考证原创者是谁，但是，作为民工们下意识的流露，却也呈现出一部分民工的所思所想，这些涂鸦或许可以成为窥视民工们内心世界的一面照壁。
2005年，无锡。
2006年，无锡。
初夏，为了赶回农村老家参加农忙，等车的民工们就直接睡在车站前的广场上过夜。
他们中的一些人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熬上四五天，仅仅是为了省下百来块钱，因为广场边上的高速大巴，买票即走，只是车票要比绿皮火车票贵出百来块钱。
2006年，无锡。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和他们的父辈不一样，受过较好的教育，或在城市里长大。
他们不再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只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有更多的选择和发展。只是他们的归属感常常在农村和城市之间飘移。
2007年，无锡。
工棚里东拉西扯的电线，蜗居着多位民工。2008年，无锡。
为了赶在春节前回家，许多民工要在这个临时售票处排上一个或几个通宵，才有可能买上一张回家的火车票。
而2008年因为大雪，使这些通宵排队的民工饱受煎熬。2008年，无锡。
2009年，无锡。
20岁的年轻外来妹，刚到风景秀美的蠡湖边做茶馆服务员，据她讲1000多块的月收入，连吃饭房租都供不起，现在和男朋友住在一起，2009年，无锡。
2010年，无锡。
民办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在做值日卫生工作。2010年，无锡。
越来越多的民工外出打工是全家总动员，甚至带着孩子一起打工。2010年，无锡。
03
《中原：一代传统农民》
赵震海
中国，漫长的农耕文明，农民的汪洋大海。
中原，农耕文化的发祥地，这里繁衍生息着的是一群最具代表性的农民。
时光荏苒。降生在旧中国的那一代传统农民正一个个相继离去，尽快用相机留住他们，留住他们便是凝固了一段历史。
毫无疑问这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最后一代古典式农民。
历史在他们身上投下浓浓的影子，他们的双肩承载着更多的民族重荷。
我们有理由将他们看作一种流动的文化符号，一个个连缀起来，有可能成为一本动感的断代史。
这群农民中有我的父母和父母的父母。
我没有理由不将镜头对准他们。
原始状态，现场环境，正面直视镜头，这便是属于我的图式的全部。
不求惊心动魄，不求角度奇谲，也不加任何修饰，剔除故事，删去情节，只刻意描绘一双眼睛，他面对着你，你面对着他，默默无语，纯然一种两心相映式的灵魂沟通。
毋需渲染，毋需说教，仅仅是山民农人原始状态的群体亮相，还了他们一个原色的本真罢了。
豫西平顶山市，1994年。
豫西鲁山县，1995年。
豫北滑县，1994年
豫西临汝市，1994年。
豫西鲁山县，1993年。
豫西平顶山市，1994年。
豫南襄城县，1993年。
豫西鲁山县，1993。
04
《父亲的村庄》
孙京涛
父亲，像他那一代大多数农民一样，没有文化、朴素、勤劳。
父亲的村庄，也像大部分胶东农村一样，贫瘠、平淡、籍籍无名。然而，就是这样的父亲，和他的村庄，成为我生命的启航。
2007年4月16日，在我的一再劝诱下，一辈子不愿花钱的父亲终于同意做手术，安装心脏起搏器。
在手术室外，我算了一笔账：我一年差不多回老家四趟，父亲已经七十五，假如他再活十年，那么，我统共只能再见他四十次！
就是这个结果，让我开始拍摄《父亲的村庄》。
每拍一个人，我都会向父亲念叨念叨，父亲便给我讲他们的故事。我惊讶地发现：每一个我以为熟悉的人，都是那么陌生；而每一个看似最平常的生命，都是一个不可复制的传奇。
父亲(右二)和他的几个老哥儿们。
这七位老人的年龄加起来是五百六十岁，他们一辈子都抽自己种的旱烟，都为自己有一支好烟杆而自豪。
三个孩子与六只被遗弃的小狗。孩子们会到小卖部买香肠给小狗吃。
孙月江二爹，七十六岁。父亲的亲弟弟。
父亲当年靠给先生打短工，供二爹读了九年书，又送他去当了七年兵，希望他能奔个好前程。
香炉斗儿大爷，八十岁。
本名张正清，香炉斗儿是他的绰号。改革开放后，一直与父亲搭伙种地，是父亲最好的酒友。
瓦房二奶奶(张志军)，1929年生。解放前靠勤劳节俭盖了村里少有的六间瓦房，故村人称"瓦房的"。
二奶奶育有一子七女，现已四世同堂、儿孙绕膝。
但只要儿女回家来，不管多少人，所有伙食都是她料理，不愿他人插手。
我父亲去世后，每逢祭日，二奶奶都亲手扎摇钱树一株，让我们带到父亲坟前。
张同方大哥。
我父亲在生产队赶马车那阵子，他父亲是饲养员。
一家老实人却因为穷而无人说亲。无奈，他母亲花了六千元为他弄了个云南媳妇。
可那妇人不善，压根就没想与他过日子，各种巧言令色哄得老实巴交的同方团团转，最后把家中有限的值钱物品席卷而去，杳无音信。
同方母亲因此大病，含恨离世。
王凤云嫂子，八十五岁。她小儿子与我是发小的同学。
与八十四岁的老伴要么去村里的蔬菜加工厂干活，要么在家加工废塑料，自给自足。
张玉斋叔，七十二岁，一辈子没娶上媳妇。他母亲和我奶奶是一辈子的好姊妹。
盖竹英大嬷，八十一岁。父亲干妈的亲侄女，早先差点儿嫁给父亲。
孙月秋大爷，1932 年生。
年幼丧父，母亲改嫁，他随侠骨柔肠的孙学林爷爷长大成人，育有四子一女。
因勤劳能干，曾当过生产队队长。
靠推着一辆小独轮车贩鱼卖，给四个儿子盖了四栋瓦房，娶上媳妇。
人极勤快，生活极俭素，至今如此。
张本亮叔，六十六岁。
1947 年反动武装还乡团到我村扫荡，他母亲在逃难途中生下了他。
05
《外来农民工子女》
杜 剑
外来农民工子女是2010年开始拍摄的，我用近两年时间拍摄了100个外来农民工子女，这些孩子大多数没有上学、生存状况较差，他们的眼神是忧郁的，童年是灰色的。
最令我难忘的是来自贵州毕节市大方县猫城镇麻窝村王顺发一家，王顺发和妻子2005年来浙江永康打工，因没有技术，他们只能干些又苦又累的活，赚的钱只能勉强填饱一家人的肚子，他们有6个孩子，最大的14岁，最小的2岁。
2010年，他们来到永康市解放街拆迁工地干活，他们靠拆旧砖块为生，小王燕是他们的第四个孩子，今年6岁，整天跟在工地里帮父母干活，她的三个姐姐都没有上学，6个孩子在这片废墟上度过了一段童年时光。
06
《中国农村之殇》
刘 杰
目前，我国部分农村人口通过考学、参军等途径进入城市，更多的人通过打工的形式离开农村，以摆脱贫苦，提高家庭收入。
我国农村"男耕女织"的传统生存方式在许多地方已不复存在。
但由于受户籍、住房、教育等约束，打工农民要携家带口在城市立足并非易事。
所以，许多农民工不得不把家人留在农村，自己单枪匹马到城市闯荡。
由此，农村便形成了一个以妇女、儿童和老人为主体的留守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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